参见黄玉顺等主编《情与理：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——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集》序言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。

下面我们通过观念分析例子，看不同哲学方法之间的差异所在： 夫物之所以生，功之所以成，必生乎无形，由乎无名。换个角度说，其他人不管曾处于你的梦中，还是与之无关，也都有条件助你分辨你的经验是否梦境。

而周与蝶则是两个互相取代的主体，恰好都没有判断自身的生活为梦境的能力。这三个片断与各自思想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，继续分析的话，也能找到这三种不同思想态势的结构关系。人之有是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事实上，借助于对梦幻现象的分析，揭露感觉经验具有欺骗性的方法，也为西方哲学家如笛卡尔这样的怀疑论者所采用。进入 陈少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哲学 。

想象的作用不只是抒发浪漫的情怀，或者满足虚无缥缈的幻想，它是思想或知识的助手。这几种情节看起来是信手拈来，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。这个题目挺大：中国向何处去？但是，这个题目确实切中要害。

我现在谈的这个康有为，当然不是目前学界康党讲的那个康有为。但是，我至少可以从抽象的层面来讲，还是我讲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。人大复印报刊资料《中国现代史》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。不过，我想强调一点：我虽然对基督教怀有同情，但我本人并不信基督教，我只信孔子。

其实，很多学者，包括国内、国际的学者，正在逐渐地形成一种新的共识，那就是：目前中国这么一种发展模式，即所谓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，是不可持续的。这跟西方目前一些学者对现代性和启蒙的反思有关。

[⑧] 黄玉顺：《自由的歧路：五四自由主义的两大脱离》，《学术界》2001年第3期。再往上溯，比如说明清之际的黄宗羲，是激烈地批判君主专制的，他对学校功能的设计类似现代议会的设计，显然都是现代性的东西。比如我们中国，作为一个现代性的nation意义上的中国，有没有一百年？从观念上来讲，这是从孙中山开始的。但是，中国的烙印究竟是什么样的烙印？是中国哪个时代、哪朝哪代的烙印？刚才何教授说，要回到前轴心阶段，这是我赞同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应该打上的中国烙印，恐怕不应该是皇权专制的中华帝国的烙印吧？ 这也涉及刚才有一位同学提到的虚君共和的问题。

[⑤] 黄玉顺：《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——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》，《当代儒学》第4辑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第二点，我还有一个判断，也算是上面那个判断的另外一个根据：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，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。去年，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时候，我又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新文化运动百年祭》[②]，标题的形式是仿照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[③]，但其实还是谈的这个问题：中国向何处去？ 所以，我今天的发言主要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。那么，儒家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什么呢？其实，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建构，并且落实到政治层面上。

当然，韩国的现代化模式，日本的现代化模式，法国的、英国的、美国的、印度的模式，等等，确有很大的差别。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，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，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。

当时的社会政治格局，和英国《大宪章》时代的格局有类似之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总体上看，中国各派基本上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要现代化。

也就是说，传统的儒家所起的作用，是通过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，为社会各界、包括各种宗教提供一个平台、一个框架。那么，中国未来到底应当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呢？我是说不出细节来的，我不是算命先生。而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，就是说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、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，现代性确实表现为现代化模式的多种不同的面貌，这是事实。因此，我今天讲三个大问题。[⑩] 哈贝马斯这个观点，我很赞成。[13] 参见黄玉顺：《论大陆新儒家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16年第4期。

[16] 可是，今天，在21世纪的中国，儒学的现代化反而遇到很大的阻力。但他的工作的基本方向，我觉得是正确的，代表了未来的方向。

而分配制度，又涉及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否正义的问题。谢文郁教授比较特殊，他既是基督教的，也是儒家的。

我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，包括建构生活儒学[17]、中国正义论[18]，就是想寻求儒学的现代性转换，也就是想寻求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。这也涉及另外一个问题，即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。

[24] 参见黄玉顺：《制度文明是社会稳定的保障——孔子的诸夏无君论》，《学术界》2014年第9期。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——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》（专著），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。[12] 这种市民生活方式，几乎在中华帝国后期所有的观念形态、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当中都有大量的反映。在中国没法做这个统计，统计不了准确数字，有可能它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宗教了。

我们哲学界一些人老是喜欢玩概念，完全忽略社会生活及其历史，因此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。一方面，中国未来的模式一定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表达，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、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有关。

首先，我想指出：现代性（modernity）和现代化（modernization）不是一个概念。这个格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打破，只不过今天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而已。

同时，儒家应善待基督教。目前我们身处其中的就是第二次社会大转型，我们正在从家族皇权的时代转入个体民权的时代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基本走向：走向现代性——现代化。

（众笑）大家知道，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，对基督教可以说是切齿痛恨，有很多激烈的言论。我敢说，在座诸君，你们多多少少都受到民粹主义情绪的影响，而不一定意识到。对中国来讲，这是一个叫做内生现代性的问题。中国的现代化模式，也会打上中国的一些烙印。

[⑦] 这是三足鼎立的格局。刚才谢老师作为主持人的开场白，我听他的口气，是希望我和何老师吵起来。

这些年来，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在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时候还写过一篇文章，标题就是《儒学与中国之命运》[①]。这是三种力量：王室、贵族、平民。

[17] 关于生活儒学，参见黄玉顺：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二、儒家的出路是儒学自身自觉的现代化转型 第二个大问题，是讲儒家自身的问题。